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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7月7日夜，日军在北平西南卢沟桥附近演习时，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遭到中国守军第29军严词拒绝。日军遂向中国守军开枪射击，又炮轰宛平城，第29军奋起抗战。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 。

  “七七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中华民族做全面抗战的起点。

  七七卢沟桥事变，是日本自制造九一八事变以来蓄谋已久的企图变华北为第二个“满洲国”，进而的严重步骤，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加紧实施《田中奏折》中所谓：“按照明治大帝的遗策，第一期征服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等，皆已实现。惟第三期之灭亡满蒙，以便征服全中国还没完成……因此，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的“大陆政策”的必然结果。

  日本侵略军以制造七七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军队被迫奋起抵抗，七七事变后，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国共两党进一步调整政策，最终促使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

  1937年7月7日夜，日本侵略军向宛平县城射击，继而炮轰卢沟桥，中国守军忍无可忍，奋起抵抗。这就是卢沟桥事变，亦称“七·七”事变。全民抗战序幕从这里揭开。

  卢沟桥事变的爆发不是偶然的，它是九·一八事变的继续，是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华北、吞并全中国的必然步骤。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了我国东北三省，这是它确立“大陆政策”之后，实现亡华的第一步。第二步便是以东三省为基地，入侵华北，占领全中国。1933年，日本占领内蒙古东部，越过长城侵入华北，迫使政府签订《塘沽协定》，控制了冀东。1935年5月，日本不断在华北制造事端，提出对华北统治权的要求。6月，何应钦与日本天津驻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进行谈判。7月，何应钦致函梅津，正式承认了所提各项要求，即通称《何梅协定》，迫使政府从河北省及平津两市撤出中央军、东北军和宪特武装。随后，日本又指使汉奸，占领冀东22县。1935年6月，日军再制造“张北事变”，规定察东为非武装区，赶走察省部，取缔民众的抗日运动。

  为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936年上半年，日本向华北大量增兵，驻华北的日军由原来的5000人增加到2.5万人以上，改天津驻屯军为华北驻屯军，并在天津设司令部，作为日本侵略华北的最高军事机关。同年5月，日军在古北口等处筑炮台，铁路沿线月，日军制造丰台事件，强占交通要道丰台车站。1937年上半年，日军从国内和东北抽调大批军用飞机、坦克和大炮，充实华北日军的力量，并在平津一带频繁地进行军事演习。

  “七·七”事变前夕，平津地区敌我双方的军事形势是：北面，有部署于热河和察东的日本关东军一部，其前锋已伸入长城沿线的山海关、喜峰口、古北口和独石口等关隘的两侧地区。西北面，有关东军控制的伪蒙军八个师约4万人，分布于张北、尚义、宝昌等地。平津之间约1.7万人的伪保安队五个总队，部署于通县、顺义、怀柔一带。在东起山海关西至丰台的北宁铁路沿线，驻有日本中国驻屯军共5700多人。其部署是：军司令部率步兵第二团及第一团第二营、炮兵团及直属分队驻天津及其附近，其中第二团第三营分驻唐山、滦县、山海关等地；步兵旅旅部率第一团驻北平，其中第一团第三营驻丰台镇。

  当时驻在平津地区的中国军队是第二十九军。该军共辖4个步兵师（每师4个旅）、1个骑兵师、1个特务旅和1个保安队，总兵力约10万人。军长宋哲元，副军长秦德纯、佟麟阁。全军的部署是：第一四三师刘汝明部辖保安第一、第二旅，独立第二十九、第四十旅，以及独立骑兵第十三旅，驻张家口和宣化等地区；第三十七师冯治安部辖第一零九、第一一〇、第一一一旅和独立第二十五旅驻北平西苑一带；骑兵第九师郑大章部和军部特务旅、独立第三十九旅和冀北保安队，分驻于南苑、北苑和黄寺；第三十八师张自忠部辖第一一二、第一一三、第一一四旅和独立第二十六旅，驻天津及北宁铁路平津沿线；第一三二师赵登禹部辖第一、第二旅和独立第二十七、第二十八旅，作为二线部队分驻于河北任丘、河间一带。

  日军在威胁利诱中国第二十九军失败以后，即从军事上步步进逼，蓄谋重演“九·一八”事变的故技。为此，日军从1937年5月起，频繁地在宛平卢沟桥附近进行挑衅性军事演习。7月6日驻丰台日军无理要求通过宛平城到长辛店一带去演习，中国驻军不许，双方坚持110余小时，至晚日军始返回丰台。

  面对日军的挑衅，中国第二十九军加强了抗战的准备。北平地下组织和进步人士到第二十九军宣传抗日，激发了广大官兵的爱国热情。宋哲元军长曾于5月召集部下商讨抗日对策，采纳了副参谋长张克侠提出的“以攻为守”的作战方案。该军还于五六月间组织了多次防御演习。与此同时，加强了卢沟桥地区的防御部署：抽调第三十七师第一一〇旅（旅长何基沣）第二一九团（团长吉星文）接防宛平与长辛店地区。该团接防后，即以加强的第三营（步兵4连，轻迫击炮、重迫击炮、重机枪各1连，共1400人，营长金振中）部署于宛平城和卢沟桥一带；以第一、第二营和团部集结于长辛店地区。该团官兵“宁为战死鬼，不当亡国奴”，抗战意志高昂。

  卢沟桥位于北平西南10余公里处，在宛平县城南端，是北平的重要门户。它联结平汉、北宁铁路，又为平保公路所经之地，具备极其重大的战略位置。在日军已经控制着丰台等要地的形势下，一旦日军占据卢沟桥，平汉交通为之切断，北平将进退失据，日军即可扼住北平的咽喉。所以，卢沟桥地区势必成为中日双方争夺的焦点。

  人们预料中的卢沟桥事变终于发生了。1937年7月7日深夜12时，北平市市长兼第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突然被一阵电话铃声惊醒，耳机里传来了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严厉的声音：“今晚有日本陆军一中队在卢沟桥演习，仿佛听见由宛平城内军队发出的枪声，使演习部队一时纷乱，结果失落日兵1名，日军今夜要入城搜索！”一听卢沟桥三个字，秦德纯吃了一惊。

  九·一八事变后，日寇步步为营，六年中已经蚕食了华北北部广大地区，北平、天津也完全处于日寇包围之中。位于北平西南15公里、平汉线上的卢沟桥地区，已成为北平联系内地的唯一门户。根据1901年的辛丑条约，日本获得了在卢沟桥南的丰台铁路枢纽一带的驻军权，此时已集聚了8000名日军，随便什么时间都能切断北平与处界的联系。身为北平市长和驻军长官，秦德纯当然心中着急。他不敢贸然答应松井，但表示立即查明真相，再与日方共商解决办法。

  其实所谓“一名日兵失踪”云云，完全是日方随意编造出来的。事实上，此时“失踪士兵”志村菊次郎已经归队。日寇此举，不过是奉近卫内阁之命故意制造事端，为发动独占中国的侵略战争制造借口罢了。

  接着，松井又声称：中国方面如不允许，日军将以武力保卫前进。秦德纯请示上级，中国方面断然拒绝。日军立即调动丰台驻军，利用夜幕包围宛平城。

  驻守在卢沟桥地区的中国军队，是二十九军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一一〇旅。旅长何基沣是四年前喜峰口长城抗战的英雄。驻军卢沟桥一年多来，面对日寇的挑衅，何旅长坚持针锋相对，寸土不让，被日寇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很显然，随着“失踪日兵”案的出现，一场恶战已不可避免。7月7日晚，日军要求进宛平城搜查，遭到拒绝，就开枪开炮，攻打卢沟桥。守军当即还击。这就是“七·七”卢沟桥事变。它宣告了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的开始。

  7月8日晨，日军向宛平城开枪，炮轰卢沟桥。守卫卢沟桥前线的第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二一九团团长吉星文即向师长冯治安、旅长何基沣报告，冯立即下达命令：“为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寸土都不许退，可采取武力自卫及断然处置。国家存亡，在此一举；设若冲突，卢沟桥即是你们的坟墓！二一九团坚决执行冯治安的命令，英勇反击，从而拉开了威武壮烈的抗战序幕。

  7月8日，日军三次进攻宛平驻军，并攻占了永定河东岸的回龙庙地区和铁路桥以南部分地区。随后，又调整部署，将第三营集结于大瓦窑地区，并调第一营于大枣山附近待机，同时令第二营向卢沟桥开进，准备9日攻击宛平城。

  战幕拉开后，日军一大队500余人携炮6门，由大队长一木清直率领，向中国守军阵地展开猛攻，妄图一举攻占宛平城和卢沟桥，日军先是向宛平城内开枪并以迫击炮攻城，威胁中国守军退出宛平城及卢沟桥。中国守军则坚守城门，予以还击，给日军以迎头痛击。日军攻城受挫后，改变进攻方向，集中兵力，凭借优势的武器装备，猛攻卢沟桥和龙王庙等处。卢沟桥桥头阵地的中国守军不足一连，在两中队日军轮番攻击下，蒙受重大牺牲。中国守军在武器装备落后的不利形势下，不畏凶恶，奋勇拼杀。他们用步枪、机枪和手榴弹杀退敌军的反扑，打毁敌军坦克，用大刀同敌人展开白刃战，予敌以重大杀伤，狠狠打击侵略者。铁路桥、龙王庙被日军占领后，由长辛店驰援的二一九团第二营，从永定河西岸立即发起反攻，把日军逐出阵地，夺回了卢沟桥。日军不甘心失败，再次向桥头猛攻，占领了铁路桥。敌我双方在卢沟桥头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这天下大雨，水定河水汹涌澎湃。宛平城下，卢沟桥畔，成了敌我双方拼搏的战场。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挫败了日军迅速占领宛平城的企图，但由于龙王庙和铁路桥被日军占领，对中国守军造成了很大威胁。

  为了夺回铁路桥和龙王庙，这天傍晚，何基沣率领全旅官兵从长辛店以北及八宝山以南齐向日军反攻。夜12时，二一九团突击队紧握红缨大刀和手榴弹，在旅长何基沣的指挥下，展开了夺回铁路桥和龙王庙的战斗，“他们齐声高呼，举刀砍杀，日军猝不及防，忙用刺刀抵挡，双方展开了激烈的白刃战。凶狠的日军无法抵挡中国士兵为正义而战的英雄气概和寒光闪闪的大刀。转眼间，日军被砍杀30余人。……战斗一直进行到9日凌晨，侵占桥头的一中队日军几乎全部被歼，在卢沟桥车站指挥作战的日军旅团长河边，也险被生擒。”二十九军的夜袭取得了重大胜利，一举夺回铁路桥和龙王庙，完全恢复了永定河东岸的态势，减少了宛平城侧后的威胁。7月8日这一天，卢沟桥“历经三失三得，仍然由我军固守。”我军“官兵伤亡38名，三营营长金振中负伤。日军70多人，大队长一木清直被当场击毙。二十九军爱国官兵在卢沟桥的英勇抗战，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不可征服的伟大气势。

  中国军队奋起抵抗和坚决回击，是出乎日本帝国主义的意料之外的。日本侵略军曾口出狂言，说3个小时占领宛平，三天打下平津，但遭到中国守军的顽强抵抗和沉重打击之后，见势不妙，乃诡称“失踪”日兵也已寻获，向冀察当局提出“和平解决”的要求。7月9日上午，双方商定停战办法三项：“（1）双方立马停止射击；（2）日军撤退至丰台，我军撤向卢沟桥以西；（3）城内防务除原有保安队外，并由冀北保安队担任”。但日军并未遵约，始终赖在当地不退，仍不时炮击县城及附近地区，军民伤亡很多。由此，双方又于10日上午再次进行撤兵谈判。但在谈判中，日方代表樱井等四人忽然逃席而去。10日以后，日军又发动新的进攻，并搁置已达成三项协议，再提出新的条件，逼迫冀察当局屈服。

  7月10日，日军向冀察当局提出停战撤军的四项要求，与我方进行“和平谈判”。谈判结果，于7月11日达成《卢沟桥事件协定》：“（1）华军撤离卢沟桥；（2）严惩华方肇事官员，正式向日方道歉；（3）取缔抗日活动；（4）厉行。但就在中日双方达成了上述协议的当晚，日军乘中国守军将要撤退之时，再次向卢沟桥发起攻击。指挥作战的第三营长金振中被日军炮弹炸伤大腿，鲜血直流，仍不肯退下去包扎，高呼“军人守上有责，不能临阵退却。”激战中，不少士兵负伤，仍不愿离开战场。他们宁愿在火线上战死，也不愿去后方偷生。

  日军挑起卢沟桥事变后，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事变的第二天，中国就发表了号召人民奋起抗战的宣言。宣言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武力侵占平津与华北的危险，已经放在每一个中国人的面前”，“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要求立刻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反攻，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全国上下应该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希望与估计。”同一天，红军将领致电蒋介石，表示“红军将士，咸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当日，红军将领还致电宋哲元等，支持第二十九军抗战。7月9日，中国代表周恩来等前往庐山会见蒋介石，共商抗日救国大计。7日13日，在延安召开的员和工作人员会议上，勉励大家“完成一切必要的准备，随时出动，到抗日前线。”在中国的号召、组织和影响下，全国各族、各界、各阶层人民积极行动起来，抗日御侮，支援前线，鼓舞了第二十九军广大官兵守土抗战，奋勇杀敌的信心。

  7月21日，中央发出《关于目前形势的指示》，提出：“我们的总任务，是反对一切丧失任何中国领土主权的妥协。”23日，中央又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第二次宣言》，指出：“平津冀察的存亡，千钧一发。我们该向全世界宣言，我们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掠，再不能有任何让步与妥协了！”并号召所有中华民族的儿女们：“紧急动员起来，拼着我们民族的生命去求得我们民族的最后胜利！”这个宣言再次表明了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坚决态度。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提出了“不屈服、不扩大”和“不求战，必抗战”的方针。一方面，在军事上进行部署，准备应战。蒋介石曾多次致电宋哲元，指出：“一定要守住宛平城，并须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同时，密令中央军孙连仲、庞炳勋及高桂滋等部4个师，沿平汉路北上，向石家庄、保定集中。并决定设立石家庄行营，以徐永昌为主任，督导冀察军事行动。另一方面，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急欲与日本政府直接交涉，企图使事件早日和平解决。同时，他还把希望寄托在列强的干涉上，认为列强在华北都有利益，它们肯定不会坐视不管。为此，采取了一系列谋求和平的行动，但是事与愿违。国民政府曾几次提出与日本政府直接交涉，均遭拒绝。中国政府致函“九国公约”签字国，蒋介石亲自约见驻华使节，希望居中调停。然而得到了却是各国的“不行使武力，不干涉内政，遵守条约”那样的回答。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被迫宣布应战。7月17日，蒋介石在第二次庐山谈话会上发表谈话，认为“卢沟桥事变已到了退让的最后关头”，“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谈话阐述了“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的抗战方针，并且提出了解决卢沟桥事件的四项原则：

  （3）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

  对蒋介石的上述谈话，曾给予积极的评价，指出：“这个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因此，受到了我们和全国同胞的欢迎。”蒋介石的第二次庐山谈话表明了国民政府抗战的态度。但是蒋介石依赖外力、和平解决事变的幻想并未泯灭。

  在中国的号召和推动下，全国各阶层的爱国群众纷纷动员起来，共赴国难。长辛店工人迅速行动起来。7月8日，他们就搜集了大批铁轨、枕木、麻袋等，冒着枪林弹雨，赶到宛平前线建筑防御工事。附近的农民踊跃出粮、出草、出柴、出工支援二十九军：年老的当向导；青壮年抬担架，挖战壕、修路、运弹药；妇女们蒸馒头、烙饼、烧开水；连七八岁的小孩也端着水盆供二十九军士兵磨刀。北平各社会团体派出代表赴前线慰问，并组织宣传队、看护队、战地服务团等，广泛地进行支前活动，义勇队还参加了实际战斗，形成一股军民抗战的洪流。上海、武汉、太原等地的工人和各界爱国群众，纷纷组织抗敌后援会，开展抗日活动。宋庆龄、何香凝等，在上海筹组妇女界拨助抗战的团体。红军总司令朱德表示为抗日救国，“愿意放弃10年来有着光荣声誉的红军这一个名字，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服从中央政府的指挥，实现全国一致的对日作战。”不少将领通电要求开赴前线，海外华侨团体电请政府出兵保卫祖国。李宗仁、白崇禧致电蒋介石，愿意赴南京，共商抗战大计。

  卢沟桥抗战揭开了全民抗战的序幕，加速了中国内部的团结统一，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在举国一致抗日旗帜下团结起来，走向抗日救亡的道路。

  日军挑起事变后，日本陆相杉山元向天皇夸口说：“中国事变一个月就可解决。”11日上午，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杉山陆相提出的派兵案，并把卢沟桥事变改称“华北事变”。同日下午，日本政府发表了《派兵华北的声明》，诬陷中国第二十九军挑起了“七·七”事变，声称：“内阁会议上下了重大决心，决定采取必要的措施，立即出兵华北。”随后，近卫首相连夜召集贵众两院议员代表、财界实力人物和新闻代表开会，动员统一国内舆论。同一天，参谋部向关东军和驻朝鲜日军下达命令，以指定的部队向华北开进。陆海军还就在华北协同作战问题达成了协议。与此同时，日本天皇钦命教育总监部部长香月清司中将为中国驻屯军司令官。7月12日，香月抵天津后，立即下令“做好适应全面对华作战的准备”，并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动用第一批增加的兵力，“一举歼灭中国第二十九军”，要求在7月20日以前完成战役部署。7月15日，日军参谋部下令编成临时航空兵团，将其所辖18个飞行中队派往中国东北。7月15日至17日，日军参谋部又相继作了《形势判断》，制订了《对华作战要领》和《在华北使用兵力时对华战争指导要纲》。准备在二个月内讨伐第二十九军，如发展为全面战争，预定在三四个月内消灭中央政权。接着，日本援军源源不断地开赴华北。

  针对日本日益紧迫的军事部署，中国方面也在行动。在此之前，为加强卢沟桥前线中国守军的兵力，并给日本侵略者以更有力的惩罚，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于7月9日把驻保定的陈春荣旅一部调到长辛店一带。冯治安、何基沣商定，乘日军大部兵力尚未开到之机，出敌不意，于10日夜间袭击丰台日军，予以歼灭性打击。但9日晚，二十九军主和将领给何旅打电话阻止，并以军部名义严令何部“只许抵抗，不许出击。”何旅接到军部命令后，原定袭击丰台日军的计划未能实行。在卢沟桥前线指挥作战的何基沣愤慨地指出：“11日拂晓，我已下达了进攻丰台的命令，全军磨拳擦掌，准备一鼓作气歼灭我们的仇敌。可惜上级来了一道命令，说撤兵办法已商妥，不得妄自进攻。一一〇旅的全体将士没有一个不悲愤到了极点，这个可贵的时机又白白放过了。”从此，卢沟桥的战事和别的方面一样，完全陷于被动。

  在日本侵略者不断增兵、扩大战争面前，蒋介石、宋哲元等在抗战问题上动摇不定。7月12日，蒋介石电令冀察军政当局最高领导人宋哲元，采取“不屈服，不扩大”的方针，就地抵抗。并指示宋哲元与日方谈判，谋得事变之和平解决。宋则为了保全自己的实力地位，尽可能的避免与日军正面冲突。他违背二十九军广大将士的抗战意愿，向日本侵略者乞求和平，而在军事上却未采取应有的部署。

  7月11日，宋哲元去天津日军司令部谋求和平解决卢沟桥事变，行前他曾表示：“目前日本还不至于对中国发动全面的战争，只要我们表示一些让步，局部解决仍有可能。”宋赴津时，中日双方已达成《卢沟桥事件协定》，形势似已趋向和缓。于是，宋就在祈求和平的思想支配下，7月12日发表谈话说：“此次卢沟桥发生事件，实为东亚之不幸，局部之冲突，能随时解决，尚为不幸中之大幸。”

  但是，日军的进攻并没有因签订协定而停止，继续不断地发动局部攻击，并向冀察当局提出种种条件，又逼迫宋哲元和冀察当局屈服。7月13日，日军又提出七个条件，这中间还包括彻底的策动、罢免排日要人、北平城内不得驻屯冯治安三十七师等。接着，7月15日，日本政府陆军首脑会议进一步制定了《中国驻屯军作战计划》，要求华北驻屯军“在作战行动开始时迅速以武力膺惩中国第二十九军。”7月16日，日本政府作出决定，增调10万陆军来华。

  尽管如此。此时南京政府仍未最后决定是战还是和。蒋对宋应如何抗战，对于中央军孙连仲、万福麟部应如何与二十九军配合作战等具体问题，却一字未提。由于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在抗战与妥协之间动摇，犹豫不决，这就直接影响着二十九军的抗战决心。

  这时，宋哲元继续向侵略者乞求和平。7月18日，宋偕张自忠赴天津拜访日军驻屯军司令香月清司。次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与二十九军代表张自忠达成了《取缔和其他排日的具体方法协定》。19日，宋由天津回北平，即刻下令撤除巷战防御工事并取消一切措施。20日，宋又发表主张和平的书面谈话，谓“和平解决”中日争端已有可能，又通电谢绝各方汇来抗战劳军捐款。宋在言论上和行动上尽量制造缓和的气氛，但平津战争却在急剧地恶化着。

  7月20日，二十九军军部按照中日双方已达成之停战撤军协定，强令三十七师撤出卢沟桥一带，驻守在卢沟桥畔的爱国官兵坚决拒绝撤出阵地。日军见二十七师不退出阵地，再次发动大规模进攻。“日军炮火炸平了桥畔田园民房，闻名中外的卢沟桥，也被炸得残缺不全。守军连续击退日军四次冲锋，杀伤敌人200余名。”

  21日清晨，二十九军军部再次向卢沟桥守军下达“立即撤兵”严令。谁愿意放弃战友们用热血和生命换来的阵地啊！许多士兵扑倒在沙袋上失声痛哭。在上级军官的严励督促下，守桥士兵只得含泪撤出固守了13天的阵地，把防守卢沟桥的重担交给了地方保安队。

  当宋哲元和冀察当局加紧谋求同日军妥协的严重时刻，中国于7月23日又发出宣言，反对宋哲元接受日本提出的丧权辱国的屈辱条件，并提出八项办法，要求制止宋哲元与冀察当局的妥协活动。

  日本中国驻屯军一面压迫宋哲元接受种种苛刻条件，一面加紧调整部署，陆续将新到达的部队部署于指定位置：独立混成第一旅集结于怀柔地区；独立混成第十一旅进抵高丽营；第二十师分布于天津、唐山、山海关一线日，从朝鲜调来华北的日军第二十师一个连以维修电话线路为名，由天津乘火车于16时30分抵达廊坊，并占领了火车站。中国驻军反复提出交涉，日军坚持不退，遂发生武装冲突。日军立即以第二十师第七十七团和驻屯步兵旅一部在飞机和装甲车配合下，于26日晨向中国守军发动猛烈攻击。中国守军顽强抵抗，损失严重，被迫向东转移，廊坊即被日军占领，平津间铁路交通中断。

  26日下午，日本中国驻屯军向第二十九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该军于28日前全部撤出平津地区，否则将采取行动。紧接着，由天津乘火车抵达丰台的驻屯军步兵旅第二团第二营，分乘26辆卡车于19时到达广安门，企图强行入城。广安门守军交涉无效，遂关闭城门阻止。于是双方发生战斗，日军一部入城，大部被阻于城外。至22时左右，已入城的日军进到使馆区兵营，未入城的日军退回丰台。

  日军挑起廊坊和广件后，日军参谋部于27日命令驻屯军向第二十九军发动攻击，并下令国内进行第二次动员，增调第五、第六、第十师和第十一师、第三师共五个师约20余万人到中国。这时，宋哲元进一步感到，日军大举进攻迫在眉捷。26日他连续两次致电何应钦转呈蒋介石，报告平津形势，并请求援助。蒋介石夏电说：“平津增援部队，可直接命令孙连仲随时加入。”

  7月25日，日军援兵调齐之后，以飞机几十架和猛烈的炮火向廊坊中国驻军轰炸，攻占了廊坊，切断了平津间的联系。此时侵华日军已增至10万人以上，飞机200架，坦克100余辆。日军已占明显优势，且对平津形成三面包围态势。27日，日军出动陆空军，向南苑、北苑进攻，并于当天上午在以军事进攻的压力厂，限冯治安三十七师于28日正午以前自北平及其附近退尽。

  7月17日下午，宋哲元拒绝了日军的最后通牒，随即发出“决心固守北平，誓与城共存亡”的自卫守土通电，历数“七·七”以来日军的侵略罪行，下令所属各部抗击日军。但已经为时过晚，贻误了战机。此时，北平四郊的战事均已爆发。

  日本中国驻屯军于26日晚，下达了进攻中国第二十九军的命令。攻击时间为27日正午。其部署是：以廊坊及天津的第二十师主力集中于团河和马驹桥附近，准备从东南和西南两面主攻南苑；以驻屯步兵旅主力及其另一部，分别由丰台和通县出发，向南苑西北和东北方向进攻；以独立混成第十一旅从瓦窑附近攻占西苑，然后进入永定河一线，以独立混成第一旅从沙河镇方面向永定河一线攻击；以第二十师三个营为预备队，位于天津；以集大成飞行团于拂晓轰炸西苑兵营，临时航空兵团支援各兵团地面作战。

  中国第二十九军在廊坊和广安门战斗之前，讨论了作战计划。决定以第一三二师一部守北平城，其余部队协同第三十七师攻击丰台和通县之敌；以第一四三师向南口出击，切断古北口到北平的通路；以第三十八师进攻天津海光寺日军司令部。26日，蒋介石曾电令宋哲元；北平城防立即准备开战，宛平应死守勿失，决心大战，从速部署。27日，宋哲元下令设立北平城防司令部，任命正在接防的第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为南苑方面司令官，同时将军部由南苑移到北平城内怀仁堂；又派戈定远星夜驰赴保定，催孙连仲、万福麟等部迅速北上协同第二十九军作战。

  日军对北平发动总攻前一天，在航空兵支援下，首先对第二十九军驻通县、团河和小汤山等地的部队发动袭击，并占领了这些要点。27日下午，宋哲元电请蒋介石速派大军兼程北进，以解北平之围。蒋立即复电宋：“稳守三天，援军正在向北平进发。严令各部，加深壕沟，固守勿退，中央必星夜兼程，全力增援。”28日凌晨2时，日本通知宋哲元：“日军将单独采取行动”，并要求第二十九军“立即全部撤出”北平城。

  7月28日，日军在香月清司指挥下，对北平附近的中国第二十九军发起总攻，攻击的主要目标是南苑。当时，第二十九军驻南苑部队有第三十八师、骑九师和军特务旅共五个团（含1个骑兵团），约7000余人。前敌总指挥为第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赵于27日傍晚赶到南苑部署应敌，并急调其所辖之第一、第二旅到南苑参战。不料，28日拂晓日军第二十师和驻屯步兵旅主力突然从东、南、北三面向南苑发起进攻，中国守军被迫仓促应战。由于冀察当局7月11日以后的妥协，平津前线放松了战备，事先没有构筑防御工事。所以，当日军展开进攻时，中国守军被包围在狭小的营区内，仅凭围墙作掩护，进行抵抗。日军在飞机、大炮火力支援下，向守军猛烈攻击。在5个多小时的惨烈战斗中，中国守军伤亡2000人以上，副军长佟麟阁不幸牺牲，师长赵登禹在指挥部队后撤时，亦壮烈殉国，南苑终于失守。

  在此期间，日军独立混成第一旅和第十一旅主力，分别向北苑等地的中国守军发动进攻。中国第二十九军所部奋力抵抗。第三十七师和第三十八师一部曾在丰台、廊坊和卢沟桥一带与日军激战；独立第三十九旅曾迫使进攻北苑的日攻黄寺；伪冀东保安队也阵前倒戈，一度占领通县城。但是，在日军增援反攻下，这些部队都被迫撤退。宋哲元见大势已去，派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北平市长，自己于28日23时偕秦德纯、冯治安、张维藩等离北平去保定。第三十七师等部奉命于当晚经门头沟开始南撤。何基沣旅担任掩护，任务完成后，该旅于30日退往涿县。至此，北平完全沦陷。

  在这之前，为了配合北平保卫战，卢沟桥守军在何基沣等将领的率领下，向丰台的日军发起主动攻击。他们巧妙地把日军引出阵地，然后集中优势兵力加以围歼，最后夺回了丰台车站。但是，局部的胜利已经没办法挽回整个战局的失败。北平失守后，固守卢沟桥已没有战略意义。7月30日夜间，二十九军残部忍着悲愤撤出卢沟桥。

  当日本中国驻屯军主力集中在北平地区作战时，天津仅有日军5000余人，分散配置在海光寺军司令部、天津各火车站和东局子飞机场等处。第二十九军在天津的部队有等一一二旅和第二十六旅等部。第三十八师副师长兼公安局长李文田接到宋哲元“自卫守土”通电和北平守军克复丰台的消息后，立即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决定集中第三十八师驻津部队和天津保安队，乘势向天津日军出击。29日凌晨1时，第三十八师第二十六旅、师部手枪团和天津保安队等部，在李文田指挥下，分别向海光寺、天津各车站和东局子机场等处日军，发起进攻。各攻击部队很快袭入飞机场，烧毁日机10余架，并攻占了天津总火车站和东站。日本驻屯军司令官闻讯后，立即抽调北平第二十师的四个营及关东军堤支队增援天津，并以临时航空兵团对中国军队进行狂轰滥炸。在日军轰炸和猛烈炮火的反击下，李文田指挥部队转攻为守。经过15小时战斗，部队伤亡严重，在30日放弃天津，向马厂方向撤退。

  卢沟桥事变爆发的过程表明：卢沟桥事变不是什么偶然事件和局部冲突，而是日本有计划有准备的行动；卢沟桥事件不是什么日本少数军人牵着军部、政府的鼻子走，而是政府、财阀、政党的共同意志。

  平津之战日军经小战而轻易取胜，固然有敌强我弱等客观因素，但从主观上看，是与以宋哲元为首的第二十九军少数领导执行妥协退让政策，缺乏战争准备，在应战中又造成诸多失误分不开的，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也负有不可推卸的指导责任。

  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应战决心不大，仍想谋求和平解决。虽然调兵北上，并电促宋哲元抵抗，但行动迟缓，贻误了战机。及至日军大军开到、进攻平津时，第二十九军仓促应战，援军又未及时赶到，因此导致了平津的迅速失守。事后，蒋介石曾对新闻记者发表谈话说：“余身为全国军事最高长官，兼负行政责任，所有平津军事失败问题，不与宋事，愿由余一身负之。”但是，蒋介石一个人怎么能负担得了丧师失地的失败责任呢？